贵族之权力，及神教限制君权之力，经汉世乃刬削净尽。故秦汉之世，实古今转变之大关键也。汉初，内任外戚，外任宗室，前篇已言之。汉世之任宗室外戚，与后世不同。后世委任宗支，徒成虚语。汉世则诚有“广疆庶孽，以镇抚四海，藩卫天子”之意。当时所封同姓，“跨郡五六，连城数十”，尾大不掉之势，显然易见。然初不以为虑者，以封建同姓，为当时之道也。汉初即有吕氏之祸，而元帝以后，任用外戚如故。前汉亡于王莽，而后汉之世，任用外戚如故。不特此也，哀帝去王氏，所以代之者，则外家丁氏及祖母族傅氏也。后汉外戚，殆无善终者。然一外戚去，一外戚复继之。此何故哉？亦以任用外戚，为当然之道也。凡一种制度，未至废弃时，虽或不善，人恒以为行此制者之不善，而不以为此制度之不善。即明知制度不善，亦必以为无可如何之事。既不容废，又无可以代之者。如君主专制之世，去一君必更立一君是也。陈平谓：“项王所任爱，非诸项，即妻之昆弟。”知项氏苟得天下，其封建子弟，任用外戚，亦必无以异于刘氏矣。此固非一二人之所为，而其时代思想为之也。自魏晋以后，则情势大异矣。